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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旅游文学与思维模式

时间:2016-03-20 22:20 来源:南通师专学报 作者:徐应佩 阅读:
    任何类型的文学作品,都是主体感知、摄取、提炼客体材料经过思维加工的产物。山水旅游文学,因其表现对象的特殊性,人与自然的关系更为显见,缘此更易把握作者的思维方式。

    思维方式包括知识、观念、情感、意志、习惯、智力、语言、方法诸要素,人类在思维过程中,对外界事物的认识和对自身的反思总是按照一定的格式和轨迹不断进行,这种格式和轨迹在一定的思维主体内积淀为某种相对稳定的思维模式框架,或为一种“定格”。同时,思维模式又因民族、地域不同而呈多种“异态”,更因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转型”。概览我国古代的山水旅游文学,可见在当时的生产方式、生活模式的影响和规定下形成的思维模式,同时,旅游活动又滋润、助益思维模式的潜移默化,二者互为因果,相辅相成。

    从山水旅游文学的角度来考察我国古代作家的思维方式,便可窥探到:自然山水作品经历了一个“比于人”—“合于人”—“役于人”的过程。也就是说,在思维的矢向上是由內向外:思维的形态上是由闭到开,在思维的表现上是由静到动,在思维的内涵上是由简到繁。

    比于人

    我国的自然山水观最初时期就将人的思维方向引向主体內部,而不是引导人注目于外部世界。表现为“人本”思想为主的倾向,即以人为思考中心,有明显的“内倾性”,把內视人的心灵世界作为主要任务。这和我国人民传统的内向性格相一致。

    概观先秦诸子,没有一个是一生定居一处的,他的内向的性格相一致。们为了实现各自的政治主张,朝秦暮楚,周游列国。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进行了时间较久、途程较长的非旅游为目的的旅游。外界的高山大川、美景奇境自然作为自在客体,不可回避地也要进入他们的意识境域。可以说他们没有例外地把自然山水作为伦理的喻体,作为内修的教义,也就是将自然山水比于人。

    将自然山水比于人最为突出、影响深远的当推儒家的“比徳”说。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荀子·宥坐》从山水各具的自然形态上,找到与人主体意识的相通点,并将山水视为主体意识的外化形态。孔子“见大水必观焉”,他观水不是为了赏水的美,而是从中得到伦理道德上的启示:“夫水大,遍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义;其洸洸乎不淈尽,似道;若有决行之,其应佚若声响,其赴百仞之谷不惧,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溉,似正;淖约微达,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鲜絜,似善化;其万折也必东,似志。是故君子见大水,必观焉。”(《荀子·宥坐》)水流的各种状态,使他想到的是德、义、道、勇、法、正、察、志等人的道德修养,社会治乱方面的内容。

    道家尊奉自然,也是以自然为人效法的对象。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也说:“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黄帝尧舜之所其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为哉?天地而已矣。”(《庄子·天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庄子·知北游》) 儒道两家可谓先秦诸子中持论迥然不同的两派,而且都作为源发意义的哲学观点,流溉后世的哲学与文学。

    儒家从政治学、伦理学的立场谈,道家从遵循自然规律的角度说,都是讲“天人合一”。这时期形成如此的思维方式,是人从实证主义向超现实的理念思辩飞跃,由于奴隶社会向封建制过渡时期统治阶级尽力求治的需要,使思想家的思维导向指向社会的治理、人格的培养。这时期的《诗经》、《楚辞》中还没有单纯以自然山水为题材的篇章,自然风物只是作为“比兴”材料。《诗经·大雅》中的《崧高》,首章为“崧高维岳,峻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维申及甫维周之翰。四国于蕃,四方于宣。” 讲巍巍四岳,高大连绵,上至云天。目的是为了说四岳降其神灵和气,于是甫侯、申伯降生人间。甫侯和申伯又等于是西周王朝的蕃篱高垣。高山大岳的灵气而生能人,能人又如同高山护卫国家。这既是上古将山川“神化”到现在“人化”的转折,又是把“神气”比作人旳“灵气”的体现。屈原《九歌》中的《山鬼》、《河伯》、《湘夫人》等,所写山水甚至演化为神灵故事,且都內外兼美。

    从先秦到西汉人与自然的关系,已经从上古的慑于自然力而重视人的自为力。其思维方法重于“内视”,即人与自然比,重于人;就人的外形与內心言,重视內心,从而导致把自然中的崇高、广阔、优美、幽深等境界比之人的品格、情志、风度。

    将自然山水比于人的思维方式,是奴隶制或源于解体时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决定的。周代建立的宗法制度,政教不分,国家相通,君亲同尊,因而极易滋生“天人合一”的观念。这不同于西方从古希腊学术思潮和哲学思维一开始就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把自然作为研究对象,探究客体內在的奧秘,后世不仅山水旅游文学,就是其他题材的作品都打上了其烙印。

    合于人

    从将自然山水“比于人”发展到“合于人”,则自然山水自在的地位在人的意识中得到强化和凸显。所谓“合于人”,即不再将自然山水作为人品的一种比拟,而认为它合于人心。比于人,重在“比德”,一般从“善”的角度立论;合于人,重在“娱情”,则是从“美”的角度着眼。合于人,则把自然山水视为令人畅神、快意、舒心的客体,善,固然也使人高兴,但主要在于理性的判断,是从伦理角度要求的一种规范;美,使人高兴,便是对人情绪上的激发,是从审美方面提出的要求。二者间有联系,有区别。如孔子说“岁寒而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松柏后凋、众星拱辰,是用之比志坚不墔、德高众归,并非叫人从苍松翠柏和光灿煌然的北斗形象上获取美感。宋代画家郭熙在谈山水画之起端时说:“君子之所以爱夫山水者,其旨安在?丘园养素,所常处也:泉石啸傲,所常乐也;漁樵隐逸,所常适也;猿鹤飞鳴,所常亲也;尘嚣缰锁,此人情所常厌也:烟霞仙圣,此人情所常愿而不得见也。”(《林泉高致》) 在郭熙看来,山水画或山水文学的产生,就是为了满足人对自然审美的需要:‘林泉之志,烟霞之侣’,梦寐在焉,耳目断绝。今得妙手,郁然出之,不下堂筵,坐穷泉壑;猿声鸟啼,依约在耳;山光水色滉漾夺目,此岂不快人意,实获我心哉?”(《林泉高致》) 在郭熙看来,山水画或山水文学的的产生,就是为了满足人们对自然审美的需要,把自然山水和反映山水美的文学作品视为“畅神”之品,无疑在思维方法和思想观点上起了很大变化。

    “合于人”的思维方式兴起于魏晋时代。这时是文学的觉醒时期,也是人的主体意识转向自觉的时代。秦、汉两个封建王朝,大一统的封建秩序持续时期达三百余年,作为统治阶级理论武器的儒家学说,到了东汉末年“礼崩乐坏”的形势下,儒家吸受道家学说演化为玄学。三国魏晋南北朝,社会动荡促使人形成一种“被动旅游”。像北方的士大夫阶层很少不为时势胁迫,大多向南方作“逃亡旅游”。加之魏晋时期发展了地主阶级的庄园经济,有了可以居、可以游的优裕条件。人们经历自然山川多了,眼界开阔,心胸拓展,尤其原居北方的士族到了山明水秀的南方,更觉山水美景可以解流离之苦,疗压抑之痛。于是自然地形成一股“旅游热”。当时一些名士都喜欢游山玩水。例如:

    阮籍“登临山水,经日忘归。” 嵇康“游山泽,观鱼鸟,心甚乐之。”羊祜“乐山水,每风景,必造岘山,置酒言咏,终日不倦。”许掾好游山水,而体便登陟。时人云:“许非徒有胜情,实有济胜之具。”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日:“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群鱼,自来亲人。”

    苟中郎在京口,登北固望海云:“虽未睹三山,便自使人有凌云意。若秦汉之君,必当褰裳濡足。”这种频繁的游赏活动,固然是审美趣味变化的表现同时也是审美思维演进的体现。像谢灵运也是个出名的旅游家,他任永嘉太守、秘书监及临川内史,皆荒废职务,一味纵情游山玩水甚至为了游山而役使数百人,伐木开路,扰乱地方治安,被误会为山贼。他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写山水诗的作家,从他开始,山水文学才从附庸蔚为大国。他笔下的山水美景完全是供人观赏的对象:“岩峭岭稠叠,洲萦渚连绵,白云抱逝石,绿镶媚清涟。”(《过始宁墅》)“乱流趋正绝,孤屿媚中川,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登江中孤屿》)。“溯溪终水涉;登岭始山行,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初去郡》)他是把山水美作为娱情兴乐胸怀的,在《石壁精舍还湖中作》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辉,清辉能娱人,游子惰忘归”“披拂趋南径,愉悦掩东扉,虑澹物自轻,意惬理无违,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从石壁精舍还湖中的美景使人觉得“娱人”、“意惬”、“愉悦”,客观景物成了人的精神营养。追随谢灵运诗风的谢眺,也写出了不少描摹山水自然景物的名句:“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 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登三山还望京邑》 “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他的投身自然,也是“要欲追奇趣,即此凌丹梯。”(《游敬亭山》)

    魏晋南北朝时期山水文学趋盛,作家对待山水的思维方式明显地表现为主体意识的觉醒,对社会动荡感到厌恶,希望在自然平和的环境中生活,对你争我夺、相互残杀感到痛恨,盼望回归到适性的自然中去。这种社会观、人生观、审美观使他们思维方式必然跳出“比德”——把客体视作主体意识的喻体,进化为“娱情”——把客体视为主体的精神营养。

    役于人

    从将自然山水视为合于人发展到役于人,则自然山水在人意识中又从尊崇地位退到被制的地步。所谓“役于人”,即不再认为人从自然美景中获取愉悦,而将自然景物视为可资凭借的表情达意手段,人能`征服自然,驾驭自然,利用自然。合于人,重在“娱情”,役于人,则重在“表情”。唐宋以后的旅游活动的内在驱力主要在“宦游”。最初为求仕而漫游,为官后又因升迁而转徙,或遭贬而投荒。他们原非以旅游为目的,而是因“宦”而导致客观上的旅游。如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陆游,他们一生可说走了大半个中国,而游踪都和“宦”联系着。先秦诸子周游列国,也和求官有关系。而他们那时心目中只在寻“贤君明主”,急切希望售其才、逞其能,实施自已的政治主张,对于从身边晃过去的奇山异水不太介意。他们多重在“内修”而轻于“外受”。魏晋六朝名士登山泛水,重点又放在游山玩水上,到大自然的怀抱中寻求安慰。唐宋后士子则一方面为仕宦而奔波,一方面遨游于山水之间。得意时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失意时以山林为桃源,视自然为友朋,自然山水随时都能为其用。

    自然山水役于人,主要表现在自然景观不只是作家作为比兴的材料,而在表情、达意明理成了一种艺术手段。诗的主要职能是抒情。明代胡应麟说:“作诗不过情景二端”(《诗薮》内编卷四) 清代李漁进一步说:“词虽不出情景二字,然二字亦分主客。情为主,景是客。”(《窥词管见》)王国维更进而认为:“昔人论词有情语景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词家多以景寓情。”(《人间词话》)《庚溪诗话》中记述了一则故事:唐宣宗微时,以武宗忌之,遁迹为僧。一日游方,遇黄檗禅师(据今人考订,按《佛祖统纪》应为香严闲禅师)同行,因观瀑布。黄檗曰:“我咏此得一联,而下韵不接。” 宣宗曰“当为续之。” 他们的联句:香严闲禅师吟道:“千岩万壑不辞劳,远看方知出处高。” 宣宗李忱续曰:“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 粗看他们是在咏庐山的山和水,而《庚溪诗话》说:“其后宣宗竟践位,志先干此诗矣。” 也就是说宣宗是借山水之景以表述内心之情。禅师的意思是:你身份高贵,不辞劳苦地奔波,不知意在何为?宣宗也是以景明志:我岂是山间溪涧能留得住,终归要到我施展才干的地方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事实也是如此他在“灭佛”高潮中登上了帝位。诗人徜徉于山水之间眼前之景与心中之思猝然相合,即以景述胸中之意。

    白居易的《白云泉》:“天平山上白云泉,云自无心水自闲。何必奔冲山下去,更添波浪向人间。” 言下之意是这么自由自在的生活多好,何必参与世事的争斗,反而搞得不能安宁。刘禹锡的《竹枝词九首》其七:“瞿塘嘈嘈十二滩,人言道路古来难。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 杜荀鹤的《泾溪》:“泾溪石险人兢嗔,终岁不闻倾覆人。却是平流无石处,时时闻说有沉沦。” 这些都是把自然山水作为说理的凭借。

    抒情之作同样如此。唐代张九龄的《湖口望庐山瀑布水》:“万丈红泉落,迢迢半紫氛。奔流下杂树,洒落出重云。日照红霞似,天清风雨闻。灵山多秀色,空水共氤氲。” 这里所写的瀑布既高远又多彩。从万丈高的重云之间洒落下来,在日光照射下成了“红泉”,冒出紫烟,灿若彩虹。张九龄是唐玄宗时的宰相,为开元名臣,他写的庐山瀑布也表现出雍容华贵之气。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一生好入名山游” 的李白所写山水也展露着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的狂放不羁的性格。元代杨维桢的《庐山谣》中写“我疑天仙织素练,素练脱轴垂青天。我欲手把并州剪,剪取一幅玻璃烟。”

    从上述诸例可见,诗人的主体意识比过去鲜明,文学表现中役使外物的能力更强。我国古典诗歌由言志、表情到意境的发展,适足以说明这点。唐代王昌龄说:“诗有三境”:一曰物境。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绝秀者,神之于心,处身干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二曰情境,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三曰意境,亦张于意而思于心。则得其真矣。”(王昌龄《诗格》,见《词学指南》) 这虽然并列言之,唯分层次深浅而己。其实从历时的角度看,也是诗歌纵向发展的不同阶段,正是思维方式发展在诗歌创作上的体现。

    综观山水旅游文学史,山水旅游文学的发展与旅游活动的发展,人们的社会观念、审美意识的变化密切相关。山水旅游文学创作和思维方式互为因果。本文所述的“比于人”、“合于人”、“役于人”,意谓自然山水与人的关系,山水由崇高逐渐降低其地位,人的自觉观念相应也逐渐提升。而这些又都是以人为本,重在表现,有别于西方侧重再现的艺术。

    我们虽然将先秦到汉、魏晋南北朝、唐宋以后分为三大阶段,描述了“比德”、“畅神”、“表情”的发展轨迹,可是绝不是截然划分的段落,前阶段的思维方式并非目后世的发展而扬弃,只是逐步注入新的内容,使原先的思维方式得以改造,且先后的思维方式并行不悖。这就和我国传统的思维方式相-致,显示了民族的、地域的、历史的特色。  

    我国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达数千年之久,加之古代交通不便、信息不灵,因而极易封闭、內向、重伦理、重心性,导致思维的单一性、单向性和封闭性,形成了较稳定的思维模式。我们既要看到我国近代社会的革故鼎新,尤其社会主义时代的突飞猛进,必然促使思维方式相应变革,也要看到传统思维方式的守常性和抗变性。

    随着社会的进步、物质与精神生产的发展,人们的各种观念也相应地变化。今天已发展为-种纯旅游的活动,和先秦诸子为到处游说、唐宋士子的四方宧游不同,甚至与郦道元、徐宏祖为了地理考察而相伴的旅游也不同。除了附带旅游,有了专门旅游。旅游事业的发展,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变化,必然促进思维方式的变化。本文探讨我国古代山水旅游文学的思维方式,其目的也就在于:了解我国的“国情”,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以现代思维方式从事山水旅游文学的创作和鉴赏。

    本文原发表于《南通师专学报》即被中国人大复印资料全文、高校学报文摘摘用,于中国山水旅游文学研究会年会发言后收入《山水美探胜》(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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